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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舊事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2019-06-28

徐瀛作

楊椒山祠現狀 張鵬/攝

安徽會館大戲臺 金可/攝

安徽會館后門 車軍/攝

  楊椒山祠和“公車上書”

  宣武門外,也就是宣南文化的中心區域,這些年拆得也差不多了,古跡十不存一。那些看上去很破舊的大雜院,追溯起來,很多都發生過驚心動魄的故事,歷史煙云仿佛拂面而過。宣南實在是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筆者跟隨社科院文學所楊早老師尋訪宣南留下的戊戌變法遺跡,來到了宣外達智橋胡同里的這座老宅院——楊椒山祠。幾百年來,這里發生了不少載入史冊的事件,然而真相卻始終撲朔迷離,就讓我們去探究一番。

  破敗古建原是明朝忠臣故居

  一走進達智橋胡同,很快就能看到胡同東口的南側有一座大門緊閉,看上去相當破敗的古建筑。青磚殘破,門窗刷的綠漆已斑駁,甚至還留下路人亂涂的痕跡。據附近居民講,這里曾經一度用作菜市場,里面雜亂不堪,后被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才逐漸清退,但并未得到修繕。

  然而,這個地方其實大大的有名,墻上掛的牌子是“楊椒山祠”。這里曾是明朝大臣楊繼盛的故居,楊繼盛號椒山,他因歷數了權臣嚴嵩五奸十大罪,被嚴嵩投入刑部大獄,最后在西市(明朝刑場,在今西四一帶)被殺。臨刑前,他留下了詩句:“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國,留作忠魂補。”

  楊椒山因氣節高尚受到后人景仰,死后這里就變成了祭祀他的祠堂,楊椒山祠還有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叫作“松筠庵”。松筠庵清朝時已經是很多文人士大夫的聚會場所,這里是宣南文化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地方。

  宣南為什么會成為北京一個大型文化社區?楊早老師解釋,這主要因為科舉制度。清朝的時候官府對進京趕考的舉子補貼比較制度化,形式也比較豐富。據記載,廣東瓊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海南,舉子到北京趕考,官府會補貼30兩銀子;而山東只能補助一兩銀子,差距很大。有的地方還會給舉子配馬匹,允許使用驛站。這樣的制度吸引大批舉子進京,他們從廣安門進來,進城之后,很多人就會留在附近。于是很多舉子在宣南租房,各省建立會館,這里就形成了比較大的文化區域。

  還有一個原因是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廣征天下圖書,全國的書都往北京送,這樣就形成一個很大的書籍買賣市場。這個市場主要在琉璃廠一帶,還包括偏西的報國寺——那里也曾是一個舊貨舊書市場,顧炎武進京就曾住在那里。科舉的需要,加上書籍買賣市場的變化,逐漸形成了宣南這樣一個文化空間。當然,還有一個客觀背景,從順治年間開始漢人就不允許住內城,只能住宣武門外,宣南一帶于是形成了集中的漢人居住區,其中就有不少漢族士人和官員。

  而地處宣南的松筠庵當年正是清朝文人儒士聚會雅集之地。楊早老師還講了一段有趣的軼事,乾隆年間,有一天是和珅生日,因和珅是奸臣,被人不齒,所以很多翰林專門選擇這一天在此聚會,意思是大家都不去拜壽,但是有一個人聚會中間溜走了,偷跑去和珅府拜壽。此人叫阮元,他在經學方面成就很高,后來在廣州設立學海堂書院,梁啟超還曾經在這家書院學習。

  “公車上書”和康、梁涉政

  楊椒山祠之所以出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它是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發生地。

  我們先來說說“公車”是怎么一回事。早在漢朝之時,官員是被各地方保舉而來的,而當這些被保舉的人來京師參政的時候,國家為了表示重視,都要派“公車”把他們接過來。以后,公車也就成為舉人的代名詞,而公車上書,說白了就是一次舉人群體上書事件。

  所以,楊椒山祠不但是宣南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它也和戊戌變法有密切的關系。據史料記載,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之前,李鴻章從馬關發回條約的內文,結果很快泄露出去,當即就有住在宣南地區的舉子、官員上書,要求清政府不要簽訂這個條約。其中有一次的聚集活動就發生在松筠庵,就是“公車上書”。

  當時在北京應試的舉人群情激憤,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為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余人聯署,要求光緒皇帝“拒和、遷都、變法”。5月2日,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云集到“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史稱“公車上書”。上書雖被都察院拒絕,但在全國廣泛流傳,是資產階級改良思潮發展為政治運動的起點。可以說,“公車上書”作為戊戌變法的序曲,點燃了人們改良、改革的希望之火。

  這段歷史我們都學過,簡直耳熟能詳,但是楊早老師卻披露了一件事。“目前關于公車上書的描述基本都是根據康有為寫的一本書,叫《公車上書記》。但很多歷史學家重新考察的時候發現康有為的表述靠不住。為什么呢?首先他說那期間只有這一次上書,還是冒著風險,其實不然。據考證,當時上書朝廷要求不簽《馬關條約》的情況有二百多次,這次只不過是其中一次而已。他還說這次活動集中了十八省的舉人,一千二百多人,(松筠庵)這個地方能站得下一千二百人嗎?”雖然楊椒山祠目前進不去,但是目測這院子怎么也站不下上千人。

  “后來有人整理了名單,發現康有為不在這個名單里,梁啟超排在280名以后,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認定,這次上書康、梁沒有直接的領導關系。他們或許有參加,或許沒有參加,但后來被描述成1895年康、梁就已經開始涉足朝政的一個證據,這個看來不太靠得住。”

  松筠庵“公車上書”僅孤證

  康、梁領導整個“公車上書”目前只有康有為的書提到,并無其他佐證。相反,與這個說法矛盾的證據倒是可以找到。

  有史學家列出了重要時間節點這年5月2日,這一天都察院的工作記錄清單上,并沒有這個事情。試想京城上千名舉子聯合上書,這是多大的事情,都察院能夠一點兒記錄都沒有?

  所以,一些史學家認為,康有為在松筠庵的演講也許是真的,但是真正留在現場的人并不多。5月2日是科舉放榜的日子,據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康有為從一個內線那里得知他考中了進士,如果帶頭上書,眼看就要到手的功名就可能會被取消。

  也有學者推測,康有為并沒有去都察院上書。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為“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的《公車上書記》一書記載:“是夕(四月八日)議者既歸散,則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于是群議渙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議遂中寢,惜哉惜哉。”——所謂“議遂中寢”,意思是沒有去都察院上書。

  據史料記載,當年2月17日至4月21日,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反對和談的奏折、電報多達一百五十余件,參與人數超過兩千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過半數參與其中,京城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諸部官員均有大規模聯名上書,官員們早已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抵制和約的上書運動。在官員們的策動下,入京會試的舉人們同樣熱情高漲,各省公車自行聯名上書有31件,共一千五百余人次簽名。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他的日記對很多歷史事件的研究都很有幫助,而且他的日記以細節著稱,什么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記。翁同龢當日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證明那天沒有出現過一千二百多名舉人到都察院上書并且被拒的事情。

  而那一天各地舉人和官員總共上書達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東、四川等地的舉人都在這一天上書。那才是真正的“公車上書”!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實際上乃為當時全國各地舉人共同的愛國行動。

  “百日維新”的骨干中堅,是光緒帝周圍的一品大臣翁同龢、楊深秀等“帝黨”;而后期具體執行者是被稱為“軍機四卿”或“四章京”的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四人。

  歷史學者姜鳴老師說過:“康有為因運而生,是一個天才的宣傳鼓動家。盡管未曾上書,他所寫的這一篇文字,仍然是當時所有反對和約的文件中最精采最有分量的。”

  124年過去,來到當年歷史風云的漩渦中心宣南,真是讓人感慨萬千。附近有康、梁辦報的南海會館,有譚嗣同出生的瀏陽會館,有六君子就義的菜市口,有他們停靈的法源寺和蓮花寺,當然還有撲朔迷離的楊椒山祠。

  無法走進緊閉的楊椒山祠感受那撲面而來的歷史氣息,我們只能望門興嘆。院子的西南角,一個古樸的亭子探出圍墻,引人注目。據說道光年間祠西南隅建“諫草亭”,應該就是這個亭子吧?一切歷史的遺跡正在逐漸湮沒,不過一百多年的時光,我們已無法確知當年的情形,可見歷史的塵沙中掩埋了多少秘密。(張鵬)

  安徽會館的煙云過往

  安徽會館文物騰退工作已經基本完成,這里將來有可能作為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安徽會館素有“京師第一會館”的美譽,是北京會館中惟一的國家級文保單位,館內的戲樓在清代顯赫一時。

  從城南的騾馬市大街向北拐進魏染胡同,行幾步再向東、向北彎兩彎便到了安徽會館所在的后孫公園胡同。雖然四周嚴嚴實實包圍著民房,但仍難掩安徽會館殿宇屋脊的一派氣宇軒昂,就連毗連的民居都有幾處院門和房脊兩端翹起“蝎子尾”及桂花“平草”。更吸引人的是,戲劇文化特色在這里彰顯著無限魅力,整條胡同的房山院墻上都有著名京劇藝術家的彩繪、浮雕,鮮亮而生動。安徽會館的戲樓曾彪炳京城,徽班晉京曾在此演出《長生殿》,許多京劇表演藝術家如譚鑫培等均曾在這里登臺獻藝,致使百多年來聞名遐邇。

  安徽會館建成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它原是明末清初史學家、收藏家孫承澤寓所“孫公園”的一部分。孫承澤本是明崇禎時的進士,做過明朝縣令,清初本想自裁為大明殉難,但被救起。后不愿在清朝為官,63歲時辭官致仕,居住在孫公園的宅子內。順治十一年,孫承澤隱居西山櫻桃溝“退谷”著書立說,為世人留下大量珍貴著述。

  孫承澤在孫公園居住時,宅子內建有研山堂、萬卷樓、戲臺和花園。萬卷樓是他藏書的地方,上下共14間。萬卷樓的對面,是他會客寫書的大廳“研山堂”,萬卷樓和研山堂中間,則是大戲樓,那是他宴客演戲的地方。清代中葉,孫公園被其后代賣出。繼孫承澤之后,清代許多名人在此居住過,如乾隆朝內閣大學士翁方綱、刑部員外郎孫星衍、以藏有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而聞名的劉位坦等。

  安徽是文化大省,同時又是徽商的發源地,財力雄厚,安徽籍官僚、文人、富商在北京擁有很大的影響力。清代時各府縣紛紛在北京的宣南地區修建同鄉會館,數量達到幾十座,但規模普遍有限,直到同治初年,京城中都還沒有一個省級的大型會館。同治八年(1869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會同淮軍諸將集資購得孫公園的大部分,開建安徽會館。

  與其他省級會館不同的是,安徽會館既不是專為進京趕考的舉子設立的“試館”,也不是促進工商業發展的行業會館,而是專供安徽籍淮軍將領和達官貴人在京活動的場所,只接待在職的州、縣級官員和副參將以上的實權人物。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這里曾是康有為等維新黨人的活動場所。目前,除安徽會館外,“孫公園”僅留有胡同名,分“前孫公園”和“后孫公園”。

  沿一條向北的小岔道向深處走去,耳邊仿佛隱隱飄過一陣纏纏綿綿的絲竹管弦之音,有女腔在唱《長生殿》:“跳出癡迷洞,割斷相思鞚。金枷脫,玉鎖松。笑騎雙飛鳳,瀟灑到天宮。”倏忽間,一座粉墻灰瓦、朱漆的仿古小門樓已呈現眼前,墻內一棵古老的椿樹遮天蔽日。

  印象中,徽派建筑都是以高大的馬頭墻和精美的磚雕、石雕、木雕著稱于世,安徽會館卻采用了典型的北方官式建筑風格,雕飾不多,較為樸素,從整體到細節均與徽派建筑無直接關系。另外,雖當時正值洋務運動高潮期,但在整體建筑中除內部安裝了較多的玻璃外,也幾乎見不到明顯的西風影響。其所采用的傳統樣式,被視為清代北京會館建筑的典范。

  輕輕叩開小門,一片茂密的翠竹迎面而來,雖早已不聞“龍吟細細”,卻仍有滿目的“鳳尾森森”。“徽韻展廳”的后山墻高高聳立,似一座屏障遮擋了會館內的諸多景象。待穿過一座磚木古門洞,里面景物才略顯一二。

  會館占地面積九千平方米, 據清光緒年間《京城安徽會館存冊》記載,會館分為東、中、西三路庭院,開有三道大門,每路皆為五進,三路院落通達各屋。戲樓是中路規模最大的建筑,大門位于中路前端,面闊五間,但今已淪為民房。正房文聚堂內懸掛書有皖籍中試者姓名的匾額,套院中有祭祀朱熹及歷代名臣的鐘樓。東路為鄉賢祠,有思敬堂、奎光閣等建筑;西路為接待用房。北部原是花園,面積一千三百余平方米,有假山、亭閣、池塘和小橋等,現僅存一座碧玲瓏館。

  如今,戲樓和碧玲瓏館已經修繕完畢。戲樓為兩層,下層為戲臺。大戲臺上,出將入相的背景古風猶存,左右兩條繡花門簾偶爾微微蕩漾,似乎冷不丁地會有個人物掀簾而出。戲樓是南北向,戲臺在南面,后接扮戲房,其余三面為樓座。戲樓修繕完成后,便不時有京劇票友在此開展文化活動。戲樓寬敞高大,建筑采用雙卷勾連之懸山式屋頂,東西兩側各展出三米重檐,形似歇山。遙想當年,“三慶班”“四喜班”等四大徽班晉京曾借住于此,后徽班戲兼容并蓄,逐漸向京劇演變。可以說,安徽會館是這一演變過程的實物見證。

  安徽會館地屬椿樹街道,而椿樹街道亦稱“京劇票友之鄉”。據記載,早年間這里與前門外很多戲園相鄰,為演出方便,不少梨園名家選擇在此居住。小小幾條胡同,薈萃梨園界的鐘靈毓秀。“四大須生”中的余叔巖,“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云,“四小名旦”中的張君秋,凈行名角金少山、裘盛戎等,都曾在這一帶居住。

  走出會館,再經過那條窄窄的小岔道,正午的陽光已投射到房山、院墻上那些著名京劇藝術家的浮雕、彩繪上,心中有個旋律逐漸蓋過了纏綿的管弦絲竹,一聲聲激越起來:“一幅幅鮮明的‘鴛鴦瓦’,一群群生動的活菩薩,一筆筆勾描,一點點夸大,一張張臉譜美佳佳。”(車軍)

原文鏈接:http://bjrb.bjd.com.cn/html/2019-06/27/content_11891981.htm

(責任編輯:桑愛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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